北京垃圾分类5月1日实施 “柔性”政策循序推进

继上海等城市强制生活垃圾分类之后，北京市也将重拳出击了。

5月1日起，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正式实施。为配合《条例》的实施，北京市还印发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以及四个实施办法。

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新规有哪些特色？各辖区公布的实施细则有哪些亮点？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式下，新规将如何平稳落地？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明确责任主体，刚柔并济是特色

近年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去年，上海、无锡等城市纷纷试水。

相比其它城市“北京市十分强调机关单位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在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和收集方面。”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布着大量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军队等，新规极力促使这些机关单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社会上带起一股垃圾分类新风。

再者，“新《条例》强化了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约束,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是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对于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城管执法部门可处以罚款。”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宏山表示。

新《条例》指出，对未按规定分类的单位进行1000―10万元金额不等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予违规且不听劝阻的个人书面警告，再次违规处50―200元罚款。

“刚柔并济是北京市垃圾分类新规的一个重要特色。”刘建国说，从处罚力度上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推行新规的强硬态度和坚定决心，这是“刚”的一面。然而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北京市新规在分类标准和方法上仍留有一定余地，并未绝对化，而是以相对人性化的“柔”政策促使垃圾分类循序渐进。

“比如，北京市新规充分考虑了前端投放、运输与后端处理能力的匹配度，分类方法也相对务实。”刘建国举例，北京市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中充分发挥了其他垃圾的“容错性”。也就是说，如果民众无法特别精准地判别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可以将之置于其他垃圾中。这种做法可操作性高，也能减轻民众对垃圾分类的抵触心理。

很多人注意到，新《条例》没有采取强制撤筒和厨余垃圾破袋投放的规定。“这也体现了北京市管理与服务并重的总体基调。”刘建国表示，不可否认破袋、撤桶确有一定优势，可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垃圾收集量、分类品质，便于管理。但北京市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采用固定式、流动式并存等柔性的投放模式，积极探索如何降低垃圾分类的整体社会成本。

在分类标准上，北京的四分法与上海等城市（上海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也有所不同。刘建国解释说，北京垃圾分类桶的标识、颜色和分类名称都与国家规范一致，垃圾运输车的颜色也与垃圾桶的类别相对应，以便于社会监督，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先分后混”的现象。

值得强调的是，北京市还要求各级各部门把这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用好联席会议平台，成立工作专班，形成工作合力，为生活垃圾分类新规实施保驾护航。

各辖区提前部署，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

为了更好地迎接“五一大考”，北京市已有多辖区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细则，力争提前部署、稳步推进。

在刘建国看来，各区在新《条例》的大框架下，根据人口分布、基础设施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行动方案。例如，海淀区、朝阳区面积大、人口多，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也多，现阶段辖区内的后端处理设施相对全面和系统化，因此在制定行动方案时会兼顾垃圾分类全流程的监督管理。

朝阳区要求区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4月15日前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为保障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环节顺利衔接，实现垃圾分类全流程闭环管理，朝阳区正在加快推进各类环卫设施建设、计量称重改造和精细化管理系统搭建等工作。

海淀区则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在培养市民垃圾分类意识方面下足了功夫。日前，垃圾分类网课已陆续登录海淀区中小学资源平台，中小学生可在家学习垃圾分类课程。

“再如，东城区和西城区在本区内没有垃圾焚烧厂、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因此会在源头减量、分类投放、收运过程进一步减量等前端多下功夫。”刘建国说。

东城区垃圾分类坚持“干湿分开”，重视“资源回收”。建议民众在厨余垃圾产生时就把它与其他品类垃圾分开，投放前沥干水分。切实提高厨余垃圾分出质量，做到“无玻璃陶瓷、无金属杂物、无塑料橡胶”的“三无”高水准分类。针对可回收物，可预约上门回收。

有相关报道指出，西城区将建立“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即在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创建过程中建立试点，对未实行垃圾分类或垃圾分类不符合要求的小区，管理部门要提出整改意见，对多次违规拒不整改的、拒绝收运的，移交执法部门处罚。

大兴区、延庆区等也纷纷出台相关工作方案，各有亮色。如重视原生垃圾实现资源化处理、施行“5+1”模式分类等。

重点服务防疫大局，新规推行任重道远

北京市各辖区都在积极“备考”，但现阶段也是抗击新冠疫情的重要时期，病毒防护问题如何解决？

“要将新规落到实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杨宏山坦言，防疫特殊时期，民众对垃圾分类的关注不如去年上海推行新规时火热，因此应加强相关宣传，提高民众垃圾分类能力，激发分类热情。投放、中转、处理环节的基础设施是否到位也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垃圾运输、处理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及时消毒和封闭处理，避免细菌、病毒感染。

“现阶段应统筹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类工作，在不影响防疫大局的情况下，有序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区精细化管理和居民的规则意识、卫生习惯等转化为推进垃圾分类的优势。”刘建国道。

杨宏山强调，垃圾分类工作并非单体作战，而是涉及到市容环境、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城管执法、财政等多个行政部门，总体来讲需要属地、部门、单位、社区四方合力为之。

“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着两方面挑战，一是可回收物再利用，二是厨余垃圾精准分离。”在杨宏山看来，前者北京市总体相对不错，这归功于较大规模的拾荒群体，包括拾荒者，废品收购、经营者等。至于后者，厨余垃圾含有极高的水分与有机物，易腐坏，易滋生细菌，还容易污染可回收物，故厨余垃圾的精准分类不论在哪个城市都是个挑战。

“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市政府需找准抓手，促使各区和街道落实属地责任。对生活垃圾减量化进行考评，是一个重要指标。生活垃圾减量化的前提是做好分类管理，实现可回收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杨宏山提出，“将生活垃圾减量化作为考评指标，有利于更精准地调动各区积极性，促使各街区、社区推进治理创新，形成各具特色的监督管理模式。”

“未来还可借鉴发达国家对生活垃圾收集实行收费的政策，推进我国垃圾分类企业化运作，提升可持续性。”杨宏山表示，考察国外城市垃圾分类管理,一条通行做法是对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实行收费政策,对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按容量收费，可供我国借鉴，未来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有必要引入经济手段。

（本报记者李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