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色俱全，城管与摊贩纪录片《城市梦》，全国公映

　　本网讯(记者何金德 通讯员赵军 李建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面对数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管与摊贩在大时代变革中如何找到平衡，如何共存，是城市文明的一个彰显。

　　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早就成为了备受关注的大城市之一，今年更是随着疫情的突然爆发，而一度举世瞩目。

　　城管与摊贩，则是商业化社会里的两个不同工种，前者是城市的管理者，而后者可能包括了一些非法经营者，在过去十多年里也一度产生了激烈冲突，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近几年则降温了不少。

　　当武汉、城管、摊贩这三者走到一起时，会发生怎样的化学作用?陈为军导演历时五年多完成的新作《城市梦》，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答案，也还以充满着温情主义的人文关怀，融入了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的“城市梦”。

　　声色俱全：故事讲好的《城市梦》既生动好看又让人共鸣

　　“故事，是对一件事或一系列事件进行有趣的叙述或讲述，以吸引倾听者，无论他们是读者、听众，还是观众。最基本的一点是，一个故事要有开端、发展和结局，得有富有感染力的角色、上升的张力，以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和解的矛盾。故事吸引的是达到了某种情感和智慧层次的观众，并刺激观众想要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曾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的学者希拉·柯伦·伯纳德在代表作《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中，开宗明义的探讨了故事对于一部文艺作品的重要性，包括纪录片，“千万别受电影节和电影学院通常使用的‘叙述’(narrative)这个仅仅用于描述戏剧性虚构作品的术语所迷惑。多数纪录片也是叙事的，叙述仅仅意味着纪录片在讲故事(而那些故事是否被叙述出来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而中国纪录片领军人陈汉元(代表作《话说长江》、《望长城》等)总结创作感悟时，认为“纪录片就是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记录的东西、对象从表象上说都是有声音、有颜色包括有形状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是多样性、多元性，即不单一、不干巴、不枯燥;第三层是有生命力、鲜活，充满着鲜活的气息、鲜活的状态和氛围。因为中国人讲‘有声有色’就是指生动，还有准确在里面”。他虽然总结的是创作《望长城》等纪录片的经验，但“有声有色”其实也是把一个纪录片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吸引观众的一个概括。

　　为什么很多观众不爱看纪录片?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故事讲得很枯燥，缺乏了起伏波折，也缺乏了吸引力。前不久刚结束的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遭遇了不少的批评声，多部纪录片甚至是故事片被观众批评枯燥无味，这点提醒了创作者如何把一个故事讲述的生动有趣的重要性。

　　而磨砺数年出来的这部《城市梦》，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分享交流放映会后，很多观众就大赞“好看”、“出乎意料”，可见影片在故事上做的很成功很吸引观众。

　　《城市梦》的故事背景是2014年时，用导演陈为军的话说，当时无论是中文搜索还是英文搜索，互联网上都充斥满了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甚至有英文媒体发出“为什么中国城管是头号全民公敌”的疑问。于是，在陈为军看来，“拍摄一部城管和小贩的纪录片，或许可以回答这一反问，但我觉得更能让世界读懂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为全民脱钩的形势下，是否让外界觉得打交道40年的中国突然变得很陌生?其实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观众并不清楚地认识当今中国的巨变。就像城管与小贩，并不是猫和老鼠那样简单”。机缘巧合下，陈为军的团队也就选择了武汉市鲁磨路的王天成一家及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作为主要主体。

　　影片一开始就将双方的主要矛盾摆了出来：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武汉市政府要整治城市里的非法经营问题，而占道经营多年的七十岁老人王天成早已将那非法经营的小摊视为己有，他要保护好这块“阵地”而维持一家的生计、实现一家人的城市梦。

　　制片团队分成了两个摄影组，一组跟随着城管第二中队的人员一起执法、旁观记录;另一组则跟随着王天成一家，尤其是王天成，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无论是摆摊贩时还是家居生活时。两个团队都拍摄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尤其是跟随着王天成一家的团队。

　　而王天成一家又是“有故事的人”。王天成与老伴都年老身体不佳，老伴还身患重病，儿子王兆阳则曾在工厂打工，因为发生事故而失去了半只右手，儿媳妇张瑞华则是性格直爽、口直心快的中年妇女，孙女王展萍在襁褓中就被抱着跟随着家人来到了武汉，十多年来从未曾回去过河南的老家，故乡自然早就变成了陌生的他乡，城市也成为了她的归宿地。借用张瑞华的话说是，就算再艰难再困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我捡瓶子捡垃圾都不回来了。她说这话时，正回去了阔别多年的老家，老屋里也早已荒草丛生，难以再居住。

　　王天成本人又很有表达欲与表演欲。在面对城管执法时，多年来的与城管之间的打交道也让他明了城管的“度”与“线”，也明了舆论的作用。于是，当一次次城管上门试图执法时，他会对着围观群众们大喊大叫，也会叫他们拍摄下他的言行，有时候还会拉着家人一起“表演”、抗争。这些也就使得影片从一开场时就已经充满着戏剧冲突的张力，随后又在王天成的多次“表演”中丰富了人物的个性、经历，看起来十分的生动有趣。

　　当然影片也不是一直的如此过山车般将人物置放于冲突中，而是在节奏上做到了张弛有度。比如儿子王兆阳的几场戏，一方面他为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因为被亲情的裹持而表面上与父亲一起积极的对抗城管执法者，另一方面他私下里对于父亲的某些言行又难以认同，他也希望可以在积极配合城管的工作而达成和解。另一场戏则是他带着摄影组回到了生活多年的故乡，这段戏不仅是展示了他的过去，也有回不去故乡的现在，并在故事、剧情上做到了缓和过度，为后来的达成协议埋下了伏笔。

　　其实《城市梦》也可以当成一部故事片来看，甚至可以说，这部影片里的戏剧冲突、张力，比起很多剧情片也还要明显。

　　人文关怀：陈为军的共鸣之道

　　在七月底上海举办的首场试映会后，曾经获得金鸡百花奖的女演员袁立大赞这部影片“很许鞍华”。而许鞍华作品延续四十年的最大特色，就是贯穿在影片里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展示日常平淡无奇生活的《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或者是《得闲炒饭》、《黄金时代》等，这点也确实可以在陈为军的导演作品里找到脉络，不管是成名作《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是最近这两部《生门》、《城市梦》。

　　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人文关怀，核心是人性关怀，对人的精神方面的重视、对人的尊重等。这其中又包括尊重人的主体性，也即人不仅是物质生活的主体，也是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因此也是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生活品质的主体;关心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而人的全面发展也应当是自由、积极、主动的发展，而不是由外力强制的发展，同时还是承认人的差异性、特殊性的基础上的全面发展。

　　《城市梦》的音乐制作人孙八一在首次看完最终版后表示，他最大的感触就是平等：“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也就是说，陈为军并没有将非法占道经营的小摊贩与维护城市文明的城管简单的刻画成对立状态，而是将他们置放于一个彼此相对平等的位置，以摄影机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还有事件的发酵、变化。相对于影片的前半部分主要着重于王天成与城管之间的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的争斗过程，影片的后半部分更多着眼于王兆阳、张瑞华及女儿王展萍的真正需求：抛去是不是非得要占道经营这种方式，他们想要的实际上是在城市里扎根生活下来。故乡早已变成了他乡，少时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对于王兆阳一代可能家乡还有着些许的人情世故，但对于王展萍来说，河南的老家自然只是一个地理位置。

　　陈为军他们保持了《生门》时的克制叙事的镜头风格，一方面既有展示王兆阳与父亲王天成“统一战线”(身为一个儿子)，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到他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内心真正需求，也即一家人在城市里扎根下来的梦想。

　　与此同时，影片在讲述城管方面也没有简单的将他们处理成强者或者弱者，而是比较详细的记录下他们要如何在不暴力的情况下文明执法，于是既可以看到城管内部在一次次的认真严肃的开会讨论如何的面对王天成这一家“钉子户”，也能看到他们在面对王天成的无理取闹时的无奈，这样就有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的感叹。这样的冷静的剪辑、镜头处理下来，影片也就折射出一种对于不同阶层人的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实早在之前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生门》等作品里，陈为军也已经赋予了影片一种悲悯的人文关怀。就以豆瓣评分高达8.8分的电影版《生门》(电视剧版更是高达9.5分)来说吧，影片聚焦于武汉市的一家医院的妇产科，而除了常见的医护之外还关注到多位来自于不同家庭不同阶层的即将临盆产妇的“生育”状态，有的家境贫寒但又想大人及双胞胎孩子都能平安顺利生产，有的为了生下一个男孩儿而不顾身体健康多次怀孕……影片冷静而克制，即使是镜头面对一些有点荒唐的观点念想时，依然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刻画他们的所想所为。

　　在陈为军的导演作品里，让人看到的并非是为了戏剧化的冲突而故意制造矛盾，而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感，也就让人感受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甚至是赢得内心的共鸣，影片《城市梦》尤其如此，在几场放映后现场观众纷纷表示看的很有共鸣感。

　　温情主义：优秀作品的情感驱动力

　　在《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这本专著中，华裔学者周蕾(她最广为人知的电影文化批评之作为《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她具体考察了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等第五代导演们的八十年代作品，是女性主义及视觉文化批评方面的代表作)将温情主义定义为“针对压迫与难以忍受的苦难进行妥协或调和的倾向或处置”。

　　周蕾也借“家”进一步的探讨了温情主义的具体表现：“住宅可以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结构，是人们藉以区隔舒适的内部与外在威胁的防线，进而成为人们躲避外来压迫的‘家’。由于住家能保护人们不受伤害，它的内部往往被赋予一种恒久不变、无差异与不断调适的(人际)时间/空间感，所以一切的冲突都应该在此获得解决，一切对立都将消弥于无形，人们一切的关系与情感模式都根植于这个想象的住家内部，然而，现代性带来的威胁却使内部的深层情感趋于紧张”，而“笔者随后要探讨的温情主义，正是这种现代性张力对人们既有的关系与情感产生的冲击”，周蕾也以李安、张艺谋、陈可辛、许鞍华等当代导演的作品进一步的说明了温情主义在当下的蔓延。

　　实际上这种温情主义不仅仅是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之中，也成为了不少优秀作品的内在情感驱动力。

　　豆瓣评分高达9.0的《我不是药神》就是一个典型，尽管这是文牧野导演的故事长片处女作。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在身患重病时的悲欢离合，尤其是个中的无奈，借用影片里的台词是，穷才是无药可救的病。(而很多患者都不得不面对这种问题)但影片并不是一味地贩卖贫穷贩卖苦难贩卖同情，而是通过徐峥所饰演的程勇的所见所闻所感，一方面是带出了刘牧师、黄毛、思慧等普通人的遭遇或想法，另一方面则是也带来了丝丝缕缕的温暖与希望，比如程勇与思慧之间的一场戏，是发生在思慧的“家”里，思慧的女儿看到程勇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折射出这种事对于她来说已经屡见不鲜，而随着两人的来往更多，程勇也带给了思慧越来越多的温情。

　　同样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奖影片《小偷家族》也将这种温情发挥到了极致。影片中的一家五口，并不是传统的一家人，而是一个为了更好的生存下来而临时组成的家，后来他们在回家路上时偶遇独自待在户外的四岁小女孩由里时，他们又富有同情心的将她带回家，尽管女主人信代觉得家里多了一口人后更加的艰辛，但看到由里的原生家庭的状况时，心生恻隐而抚养她……可以说，影片中的这个家庭也是充满着贫穷、苦难，影片一开始也就展示了他们为了生存下来而在超市偷东西的情境，但更多时候，影片选择了室内，尤其是家作为主要的环境，展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羁绊、支持与温情，而将温情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回到这部《城市梦》来说，镜头在跟随着王天成一家人拍摄时，也拍摄了不少他们在“家”里生活的素材，可以看到王兆阳在外人面前时坚决的维护父亲王天成，但回到了家这个内部环境时他的内心又充满着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现代性带来的威胁却使内部的深层情感趋于紧张”，有一场戏是王天成试图要死守着那凌乱不堪的屋子，但王兆阳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气。

　　更重要的是，这种温情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很多人在童年少年时，向往着前往大城市里生活，中青年时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及收入，下班回到家时可以一家人好好地一起吃饭聊天……而《城市梦》所描述的王天成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何尝不就是我们很多人日常梦想的一个缩影呢?这也就使得影片赢得了众多观众的情感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温情主义不同于过往所说的台湾新写实主义或者“零度写作”后的写实主义。可能有些人觉得纪录片就应该绝对客观记录、不带个人情感的“零度”描写，比如像张虹的《七月》，但就像本文开头所说的，纪录片也要讲故事，而深切的人文关怀又会赋予影片一种感动甚至是共鸣的温情主义。

　　最后，本片发行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赵军如是点评本片：“一个家庭和一队城管“战斗”的城市，他们的人生从唏嘘迈向文明。”(撰文阿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