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的一个傍晚，广州热得像个蒸笼。番禺区大学城近地铁出口的一处人行道上，出现了三位青年。他们吃力地推着电动车，后座上歪歪扭扭架着一台圆形烤炉，车把手下悬着的手提袋中不断传出石头碰撞的声响。 走在最前面的男生名叫高辉，29岁，云南宣威人，半个月前刚从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这是他和两位学长“合伙”卖烤肠的第一天。 前方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三位青年却默契地红了脸，将车推向马路对面，“那边人少”。他们麻利地摆好垫石、放入香肠，起火、等待升温……不一会儿，摊上便冒出热气，引得对面的行人纷纷张望。“糟糕，被发现了。”高辉心想，低头摆弄起肉肠，两位同伴则装作相互攀谈的样子，避免与潜在消费者的眼神触碰。不难预料，这晚定是颗粒无收。 回忆起这场摆摊“首秀”，高辉笑道：“比较害羞，前4天一根都没卖出去。后来一晚能卖几根，但都不抵成本。” 转机出现在半个月后，陆续有媒体将高辉他们自制的视频切片转载，冠以“985哲学博士摆摊卖烤肠”的惹眼标签。巨大的流量随之而来，这个小摊才算真正热闹起来。 
高辉和同学们摆摊卖烤肠，并不是外界传闻的那样，因找不到工作而以摆摊为生。“我们有自己的教培公司，摆摊只是为了增加体验，有点像一种行为艺术。”高辉告诉《中国科学报》。人们对名校毕业生的“下沉”式就业本就抱着一种猎奇心态，喜欢读那些跌落神坛又触底反弹的故事。特别是高辉他们还毕业于哲学系——一个聚集着理想主义者的地方，符合大家关于“高大上”的一切想象。 “提议来自我的一位学长，也只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高辉摸了摸后脑勺，“非要给这件事强加一个原因，让我想起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大家总会倾向于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作出的决定找到某个具备足够说服力的原因，但就高辉他们卖烤肠这件事而言，的确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充分理由”。 5月起，住在中山大学番禺校区的2024届毕业生们陆续离校，暂时没寻到住处的学生们也没有理由继续留宿学校，高辉便是其中之一。无奈之下，他在大学城附近找到一个城中村，用3500元每月的租金在那里租下了一间小合院，面积虽不大，却有种曲径通幽的禅意——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院内还有一座蓄水的小池塘。高辉本就喜欢交朋友，便想在这间小院建立一个社交枢纽，供来往的朋友们借宿、交流。 
“前段时间读阿伦特，有一句话印象还蛮深刻的。她说朋友为我们提供一种‘在家之感’，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忠诚、相互信任，也可以相互分享。”高辉在读研期间收获的，正是这样的一群具有“在家之感”的朋友。这不，又有了一个能为友谊保温的“家”。 没课的时候，几位同门师兄会来高辉的小院做客，坐在一起喝喝小酒、侃侃大山。有天晚上，一位博士学长突然向高辉提起毕业礼物的事情：“作为你的好朋友，本应送你一件毕业礼物。但我觉得送你一般的礼物并不具有特殊的价值，何不趁此机会大家共同做点独特的事情。” 高辉本以为这位哲学博士会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提议。“要不我们一起去卖烤肠吧。”学长说。高辉愣了几秒，尽管很难理解这个颇为抽象的“礼物”，但他还是同意了。“是啊，这不正赶上毕业季，我们可以把烤肠随机送给毕业生们，彼此送上一句祝福。”有人补充道，这个建议得到了在场理想主义者们的一致认可。 但磨磨蹭蹭的“哲学家”们还是错过了毕业季。毕业生们几乎走光了，原本被当作礼物的烤肠，只能在街上卖了。 
卖烤肠的过程并不顺利。为了给彼此“壮胆”，开始一周都是高辉和两位学长集体上阵。缺乏经验是个很大的问题，三个人推着小车四处碰壁，找不到“有利地形”。“在中大、广外校门口、新天地门口都摆过，地铁口也摆过，但基本都是无人问津。我们不知道哪里好卖，也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间段喜欢吃烤肠。” 好不容易出现感兴趣的顾客，也被摊主的生硬表情劝退了。“有人盯着我们看，我们都不好意思看对方，就低头装作很忙的样子。” 前几晚的营业额是零。收摊回到小院后，三人坐下开了个会，“做了经验总结”。一位学长提议，“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带入这个场景，将自己视作一个摊贩。”凭借这个心理“代入法”，高辉他们渐入佳境。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前辈”的真传。 在此之前，高辉对小商小贩的想象很是戏剧化。“可能黑帮片看多了，我以为摊贩们都有自己的帮派，平时看到他们也是相互问好、相互递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派，会不会受到他们的联合排挤？有些忐忑。” 事实上，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排挤，反倒受了帮助和指导。有位大爷主动跟几个年轻人打招呼，还好心建议他们买张隔热板，给电动车加个支架，“带这么大张桌子，城管来了你们还怎么跑？” 打过几次交道后，高辉意识到自己从前对小摊贩的认识“太表面化”了。这种被偏见牵引着的感觉似曾相识。 已经29岁的高辉，显然比同届毕业生年长了几岁，因为他曾经历过两次高考、两次考研。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高辉选择复读。“看到平时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都被名校录取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天不遂人愿，复读一年后的成绩甚至不如从前。最终，高辉被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专业录取。但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名校梦。因此，在准备考研时，高辉将目标定为中山大学。 第一年考研失败，高辉被调剂至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入学短短几个月后，高辉又瞒着父母退了学，用奖学金和补助在昆明租下一间狭小的屋子备考研究生。这次终于考上了。 对于自己辛苦赢得的名校头衔，高辉很是珍重。研究生第一年，他总是下意识将中山大学视为自己的母校。直到有一次，高辉回云南师大看望好友。几人对话间，高辉屡次提及“你们学校”，引得朋友不悦。对方毫不留情地问道：“云南师大不也是你的母校吗？” 听到此话，高辉有些错愕。他开始观察坐在对面的一位朋友。那是一位来自滇南贫困地区的女同学，皮肤黝黑，穿着朴素得不合时宜。“当时我突然觉得很羞愧。我难道比这样的同学更聪明吗？只是比他们更加幸运罢了。”往后，每次提及学校，高辉都有意用“在广州读书”代替校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新的视角，去观察、思考曾习以为常的人和事。 从研二起，高辉就在尝试做哲学普及，运营自己的公众号，在社交平台上定期分享专业相关的知识和观点。时间久了，也积累了一小撮同样爱好哲学的读者。因此，高辉常常向同学、学长学姐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有空参与其中，写写文章、做做分享。 但很多人都婉拒了他。理由多是一些“更重要的事”，例如正跟导师忙于国家级课题，学习第二外语、准备出国等。高辉很清楚，有的人拒绝的确因为手头有更重要的事，但有的人更像找借口。他们的潜台词是：你做的事有些低级，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通过这些互动，高辉的朋友观开始发生改变。他终于意识到，那些拥有相似身份、相似头衔的人，或许并不共享相似的价值观。 “你们不认可这件事，而我偏偏要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因此，从研二到毕业，高辉从未投出过一份求职简历，一直专注于教培辅导、哲学普及。他喜欢这份既能保障生计，又可以不断与他人交流的工作。 有学生经济上比较紧张，他会本着百分百信任的心态借钱给对方，让对方在一年内分期付清。在高辉的价值观里，朋友、有幸福感的对话，甚至闲饮，都比丰厚的报酬更加重要。他从来不是物欲高涨之人，在发布的视频中，同一件衬衫会反复入镜。 为了将“朋友与酒”的精神发挥到底，他把租住的小院命名为“会饮小院”。“会须一饮三百杯，与尔同销万古愁！我们希望与朋友，一道在‘酒’中追求真理，领会人生。” 
被媒体报道后，高辉的烤肠摊的确吸引了很多期待“同消愁”的朋友。这些年轻人会跨越大半个城区来到高辉的摊前，买下一根烤肠，再和几位哲学生聊上许久。 高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就读于电子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男孩说自己还很年轻，父母就已经开始催婚、催工作。在长辈看来，年轻人是有一个“体面模版”的，到了一定年纪，如果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就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令人窒息。 “当时那个男生好像憋了很多话，遇到我们喷涌而出，别人想插话都插不进来。”高辉回忆道。他向对方举了海德格尔的例子。 “海德格尔有个概念，叫‘常人’，通俗点理解就是缺乏具体人格却又无处不在的人。比如我的父母经常劝告我，一定要结婚生孩子。我就会反问他们：谁说一定要结婚生孩子？父母会辩解说，他们都是这么做的。我又会问：他们是谁？我的父母也说不出答案。”在高辉看来，很多“唯一正确的真理”都经不起反复推敲，只需向前深究几步，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深陷于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中去了。”高辉悠悠地说。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海德格尔，觉得后者成就了一种“冒险家的哲学”——人应当顺从于本真性的决断，不在“常人”当中沉沦下去。 也有年轻人来摊前追问学习哲学的意义。高辉自嘲地笑道：“你看看我们就知道学习哲学没有什么用了。”事实上，这也是高辉多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包容性。学者与卖烤肠的摊贩，都是哲学的主体。“不需要成为一个知名学者，不需要发很多期刊，甚至不需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我们依然可以践行自己心中的完美哲学。” 说着，有位阿姨从摊前路过，伸着脖子向炉内张望。作为摊主的高辉熟练地夹起一根肠，“来一根烤肠吗？很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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